清代阮福《普洱茶记》原文及解读

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南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

福考普洱府古为西南夷边地，历代未经内附。檀萃《滇海虞衡志》云，当疑普洱茶不知显自何时。宋范成大言，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李石《续博物志》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尤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李石亦南宋人。

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酉归附，旋叛伏诛，遍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设分防。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与《通志》所载之名互异。

福久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俩，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叶时，须以三四斤鲜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思茅志稿》云，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树高大，土人当采茶时，先具酒醴礼祭于此；又云茶产六山，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种茶之家，芟锄备至，旁生杂草，则味劣难售，或与他物同器，则染其气不堪饮矣。

解读者：赵益钢

东晋《华阳国志》记载，周朝时，云南茶叶已有进贡朝廷了，但其中有哪些品种，前后延续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唐宋以来，云南茶叶销往西域与日俱增，开拓了茶马市场，影响了东西贸易形态，受到全国重视。尤其到了清朝，普洱茶的声誉远播，也引起了清朝宫廷的注意和好感。

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有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帮，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思茅志稿》中提到，革登山有高大的茶树王，当地百姓在采茶前都要先对茶树王进行祭拜。又有记载说，六大茶山所产的茶会由于土性的不同而品质各异。根据采茶的时间不同，将普洱茶定为不同的名称。如若普洱茶与其他杂草混生，则茶味低劣而很难出售，如若茶叶与其他物品在一起放置保存，则茶叶会沾染别的气味而无法饮用。

贡茶制度，初始于西周，形成于唐朝，随清代结束而结束。普洱茶成“贡茶”始于努尔哈赤，每年上贡3300公斤。

清顺治16年，元江府在普洱设通判，雍正7年（1729），设普洱府，普洱成为府级建制，在攸乐山设同知，统兵500，征收茶税，普洱府思茅厅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是清代云南进贡朝廷的贡品，雍正年间以来，向皇帝进贡的普洱茶就是由普洱府思茅同知承办的。乾隆元年，改设思茅同知，普洱茶运销全国，清政府把普洱茶列为贡茶，年贡6.6万斤，由思茅厅采办。在采制茶叶时，三斤鲜叶才能制成一斤干叶，首先要把春天最好的茶加工成芽茶、蕊茶、宫廷团茶贡给皇上，上贡之后方才准许民间贩卖，贡茶分为八个品种，有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和瓶装芽茶、蕊茶、匣装茶膏。末代皇帝爱新觉罗傅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云南细嫩芽叶制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