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茶之父”的烦恼

　2001年4月14日《安吉报》竹乡周末刊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刘益民：中国白茶之父》为题，对刘益民的事迹进行报道。（资料图）

　　编者按：今年7月，宁波的竺济法先生曾给本报来信，称安吉“白茶之父” 刘益民先生生活困难，呼吁有关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刘先生的生活境遇，让他安享晚年。与此同时，茶叶类各主要网站，也相继刊载了竺济法先生的一篇名为《安吉“白茶之父”刘益民先生晚景凄凉》的文章。一时间，关于安吉白茶的选育过程以及“白茶之父”称号的争论不绝于耳。为此，本报记者特于8月22日起分别前往湖州市和安吉县，找到当年安吉白茶培育研究工作的几位主要参与者，就安吉白茶的发现和选育过程进行了详细调查。

　　（本报记者 王勇）8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刘益民位于安吉溪龙乡安吉县林科所的家里。这是一栋略显陈旧的小楼，据悉，是县林科所1993年建造的，离溪龙乡乡政府不远，离白茶街也不远。由于是阴天，加上临近晚饭时间，隔壁的住户正在门前的小院内纳凉，看上去很悠闲，周围环境虽不如安吉县林业局所说的优美，但是也并不至于凄凉。屋子里家具不多且款式较陈旧，却收拾得很整洁。刘益民见记者为他的事专程拜访调查，很热情，也很激动。记者刚刚坐定，他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叠材料递了过来，并介绍起他研究白茶以及因此获奖的过程来。

　　刘益民介绍说，1980年，湖州市农业局茶叶主管林盛有找到他，商量决定通过安吉县林科所向县科委申报“浙北地区当地茶树品种选育试验课题”，经费由林盛有向浙江省农业厅争取，课题由林科所和刘益民主持（当时林科所茶叶干部只有刘益民一人），林盛有和安吉县农业局的程雅谷、腾传瑛及他们所代表的单位都是协作单位。1980年开始，刘益民说，他跑遍了湖州地区3个县的11个乡15个村，进行优良单株调查选定；1981年春天，开始扦插繁殖白茶，成活288株幼苗；1982年移栽密植75丛进行观察，4年后性状表现具有稳定性，至此，白茶繁育的第一阶段完成。1987年，进行区域性试验育苗，受到县级单位不能跨县进行试验的限制，他将课题转让给了林胜有和湖州市农业局。此时，他又开始向县科委申报“安吉白茶开发试验”课题，该课题由县林科所和他主持，程雅谷、腾传瑛和县茶叶公司的段敬堂、汤络中以协作单位代表的身份参与了该课题。

　　在采访过程中，刘益民重复强调，自己并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大家要把白茶发展的过程搞清楚。事实上，他还是有要求的，在他给记者提供的材料中，一篇他自己写的名为《安吉白茶繁育开发者的境况》的文章，正是他所期待得到“圆满”解决却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几项待遇，包括住房、医疗和收入、荣誉等。

　　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烦恼：

　　随着白茶的繁育成功，一系列的荣誉也随之向刘益民走来，先是1991年，刘益民作为代表从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手上接下了“浙江省一类名茶奖”奖状；1994年，《中国专家大辞典》登载了刘益民培育白茶的事迹；1999年获得安吉县“建国以来有突出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奖金1000元；2001年，获得湖州市人民政府“农业科技工作有突出贡献”的荣誉称号，奖金2万元；2004年，中国茶叶学会授予他“奉献奖”荣誉称号……与刘益民一起参与白茶培育开发的人员，虽然也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荣誉，却没有人得到过任何奖金，也没有人对刘益民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奖金提出异议。但是，2001年4月14日开始，这种平静终于被打破了。因为就在这一天，《安吉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刘益民：中国“白茶之父”》的文章。将“白茶之父”的称号冠在刘益民一个人头上，让参与白茶培育工作并做出突出贡献的程雅谷和腾传瑛忿忿不平。事实上，尊刘益民为“白茶之父”的提法早在1999年3月20日的《浙江日报》上就出现了，但是由于《浙江日报》在安吉的传播并不广泛，因此，这一提法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

　　紧随着刘益民被媒体称为“白茶之父”之后，参与白茶繁育的腾传瑛和程雅谷都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这一提法。腾传瑛在一份写给安吉县相关部门、落款时间为2006年6月的信中称：

　　大溪横坑坞那棵白茶知名度很高，1980年，她和程雅谷都在县林业局特产股工作，股长程雅谷要求她向林业局申报经费，对大溪横坑坞那棵白茶进行保护管理，当时局里给了200元。1981年，在程雅谷的劝说下，她选择在林科所搞起茶树品种试验基地，当时刘益民在林科所搞经营管理工作，经她向林科所所长提议，刘益民从此改为技术人员。同时，还雇佣了当地村民盛振乾，三人成立了科研小组，将安吉茶树优良品种和时有浙江省优良品种在试验基地试种。当时由盛振乾从大溪横坑坞那棵白茶上剪来73株插穗枝条在试验基地扦插繁育，这是第一代母株园。后来，湖州市农业局林盛有要求吸收他们的试验园成为浙北茶区品种试验园，由于自身资金不足，她就同意了，但是从此以后，课题负责人却变为了林盛有、程雅谷、腾传瑛和刘益民4人。1983年，和浙北品种园在一起又扦插了第二代白茶母种行。到了1984年，白茶项目被县科委列为星火课题计划，发展了5亩3分第三代白茶母本园，课题由农业局（特产股已从林业局并入农业局并改为茶叶站）腾传瑛和程雅谷主持，由林科所刘益民实施。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记者还分别走访了程雅谷和林盛有。

　　程雅谷也住在乡下，他说自己在城里也有房子，但是让给了儿子住，自己退休了，住在乡下很好。在谈到“白茶之父”的种种争论时，他的情绪没有特别激动，也没有全盘否定刘益民的贡献，但是对于将白茶繁育的功绩全部算在刘益民头上，并将刘捧作“白茶之父”，却很是不满。他说，白茶的科研工作主要分三段完成的：第一阶段是保护阶段，是在1979年底全县茶叶普查的基础上，于1980年开始对大溪横坑坞那棵白茶树进行重点保护以及修剪枝条，为扦插繁殖做准备，这一阶段主要由程雅谷负责；第二阶段围绕着“浙北地区当地茶树品种选育试验课题”展开，既然是浙北地区，在林盛有、腾传瑛、程雅谷和刘益民中，显然只有来自市一级湖州农业局的林盛有能起到核心作用，所以，这一阶段由林盛有负责；第三阶段就是白茶的商品基地技术开发，在这一阶段中，刘益民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大。总的来说，白茶繁育工作是由好几个课题组成的，是一项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应该将他据为哪一个人的个人成果。

　　林盛有在湖州市开了一家茶庄，紧邻着茶庄就是他儿子开的茶馆，他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也很满意，生活得很惬意。他是参与白茶选育的核心成员中唯一一个没有卷入“白茶之父”争论的人。据他介绍，考虑到刘益民是安吉林科所唯一的茶叶技术人员，所以，在1980年搞“浙北地区当地茶树品种选育课题”时，就找到刘让他承担课题的一部分工作，在整个课题中，林盛有、程雅谷负责课题设计工作，腾传瑛负责记录，刘益民和他们雇来的两位村民负责日常管理。其后刘益民获得的一系列奖励，主要都是因为在后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组织的“安吉白茶特异性状鉴定与利用”课题中，他将刘益民的名字报得紧靠在农科院茶叶所人员之后。在这个课题中，安吉县农业局、湖州市农业局和安吉县林科所都是参与单位，且林科所的名字排在最后。林盛有说，当时，大家对课题获奖的意识都不强，加上实验场地又在林科所，所以就将刘的名字报得靠前了，同样的原因，1980年开始的“浙北地区当地茶树品种选育试验课题”的申报，最初也是由自己交给刘益民，通过安吉县林科所向县科委申报的。谈到对白茶产业的贡献问题，林盛有也认为，不应该将它只归功于一个人，理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多个课题组的多位同志的努力，还离不开安吉当地政府的推动和农民专业户的带头示范作用。

　　当年参与白茶繁育的四位主要成员都有各自对那段历史的描述，虽然其中大意并无多大差别，但是，对于各人在白茶产业上的贡献大小却显得截然不同。而在刘益民向记者提供的《“安吉白茶特异性状鉴定与利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上，记者发现，其中关于他们四位各自对白茶的贡献是这样的：刘益民——“繁育成功、区域栽培对比试验”，林盛有——“主持安吉白茶的区域性栽培对比试验”，程雅谷——“白茶发现、区域性栽培对比实验”，腾传瑛——“白茶发现、田间实验”。

　　政府部门的烦恼

　　8月24日，记者找到了现任安吉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叶海珍。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叶海珍被誉为“白茶仙子”，据称，溪龙乡正是在她任乡长期间开始率先大规模试种白茶的，安吉林科所所在地正是溪龙乡。叶海珍说，当初白茶刚刚在农民中推广开来的时候，市场上的知名度并不是很大，当时想到进行市场炒作的方法就是树立一个典型，于是就找到了林科所的刘益民，后来一步步就把“白茶之父”的名称加在了刘益民的身上，当时的县委书记来到溪龙乡，还是由她带领前往看望刘益民的。随着《安吉报》刊出刘益民是“白茶之父”的文章，当时参与课题的成员纷纷表达了不满。对此，程雅谷也给予了确认，他说，他就曾经给后来任县委书记的乾坤方写过信，请求核实“白茶之父”这一名称。后来县里觉得把刘益民抬到“白茶之父”的高度确实有些过了，就不再提这件事了，程雅谷说，县委书记在对他的信进行批复时就表示以后不提“白茶之父”的说法了。

　　至于刘益民的职称问题，现任县政协副主席，之前任安吉林业局局长的蓝林富说，由于刘益民是中技学历，按照规定是没法报评高级职称的，他现在的中级职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破格评定了。关于住房问题，蓝林富说，2001年，县委书记到林科所调研时，要求林业局考虑到刘的突出贡献，按照相关房改政策规定提前进行补助，而当时林科所尚未进行房改。后来，林业局提前支付了刘益民房改补助款2万元，但同时，刘必须及时退出原住房。当时安吉县城的房价约在600～700元/平方米。考虑到当时刘益民无实际住房，林科所又将原住房以市场价220元/月租给他使用，后在他多次要求下，又于2003年将租价降至120元/月。对于这一些列优惠政策，刘益民觉得并不够充分；而林业局其他工作人员却认为过格了，让政府部门陷入了尴尬境地。

　　后记

　　有人说，利益分配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争端归根结底都是由分配不均引起的。安吉茶商在与记者的聊天中表示，刘益民夫妇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3200元，如果这样也算“晚景凄凉”，那么该有多少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啊？刘益民目前遇到的“困难”，表面上是住房、医保和职称及其他待遇问题，实质上还是“名分”问题。刘益民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现在开白茶节的大会，自己“连个嘉宾都不能做，连个位子都没有。”曾经被大肆报道，后来又被“冷藏”的“白茶之父”称号，成了刘益民与政府以及另外几位当年参与白茶选育工作人员的矛盾焦点。

　　安吉县政府部门为了平息当事人的情绪，希望对“白茶之父”进行冷处理。但是，安吉茶商和茶农们却希望看到一个清晰的处理意见。有茶商说，既然最初将刘益民奉为“白茶之父”是一种市场运作手段，现在倒也不妨以市场运作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毕竟把问题弄清楚了对谁都没有坏处，而在市场运作的过程中，收益最大的无疑又将是安吉茶叶和茶人们。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作者：王勇 　来源：中华合作时报第22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