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茶叶出口在历史的困境中突围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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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始于中国南部，继而扩展到全国、周边亚欧国家和美洲等更遥远的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茶叶已经从中国国饮，演变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与咖啡、可可齐名。1886年后，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几经波折，从主导到微不足道，后又随着新中国的发展，重新登上国际舞台的前列。

现在，国际茶叶市场出口国已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正在腾飞的中国茶叶面临新的国际挑战与机遇。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秘书长蔡军信心满满，“中国茶叶出口，还有更大的潜力。中国茶叶出口，短时间内有望超越斯里兰卡，名列全球第二位，超过肯尼亚而位居第一也指日可待。”

1949年，中国茶叶出口9900吨，只占有国际市场贸易量约2％的份额。

2008年，中国茶叶出口29.７万吨，创汇6.82亿美元，均位居全球第三。

现在，出口企业主体，也已经由少数国有公司垄断，发展到百家争鸣。

改革：黎明前的阵痛

建国后，国内茶叶管理机构多次归并、重组，但我国茶叶出口政策却一直比较平稳，由一家国营公司亦官亦商独家经营。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对于茶叶内销体制的改革，整整晚了十年。

出口政策由一家国有公司独家经营改为多家公司配额出口，这是新中国茶叶出口主体的第一次重大调整。2006年，出口配额制度取消，各类企业可以自由经营茶叶出口，这是新中国第二次调整。于观亭说，“相对于第一次改革，这次改革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将延续了上千年的出口专卖制度掩埋在了历史的故纸堆中，是亘古以来中国茶叶出口史上的第一大变革！”

出口量从9900吨上升到29.6万吨，越过20万吨关口后，奔向30万吨关口，没有人能否认新中国茶叶出口所缔造的进步。然而，对于改革的是非成败判断，却未必能“众望所归”。

茶叶出口领域的一位资深茶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相对于放开前的出口业务，茶叶出口总量虽然在增加，但是，单价却时高时低，总体而言低于放开前的水平。改革后，出口秩序混乱，不如改革前井然有序，企业竞相压价，出口质量良莠不齐，导致正在走红的出口品牌和市场被严重削弱。改革前，中国企业还可以跟外方讨价还价；改革后，基本只能任人宰割。

“这是改革带来的阵痛，是黎明前的黑暗。”蔡军说。

上海市茶叶学会理事长黄汉庆说，“大量小企业参与出口，导致传统小农经济与现代化企业模式竞争。因为不用承担技术研发和升级换代的成本，小农经济的成本要远远低于现代企业。小企业参与出口，就像木桶的短板，制约着中国茶叶出口水平的整体提高。不过，经过一系列调整，中国茶叶出口企业一定会走向整合，打造出更加成功的自主品牌。”

退休前在农业部主管经济作物管理的高麟溢说，“企业垄断出口，容易占位不尽责。长期垄断，那就要问问，为国家茶叶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在茶叶科技、国际推广等方面，有没有作出长期的工作，做好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从经济学角度看，垄断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完全市场化，更有利于行业整体利益。”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副秘书长孙宇说。

中茶公司企划总监赵大川建议，通过技术和规模等指标，提高出口门槛，从而减少恶性竞争。

施云清说，“从统一管理，到全面放开，改革的步子有点大。中国基本垄断了国际绿茶市场的源头，完全可以建立更加统一的管理，从而保护国家和行业利益，比如建立绿茶出口拍卖制度等。未来的茶叶出口体制，应该是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特色制度。”

出口动力安在？

新中国建国后，茶叶国际贸易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关照。高麟溢说，“工业一穷二白，只有依靠‘鸡毛蒜皮’换取国家急需的物资和外汇。茶叶，是出口的主力军之一。”

随着国家的发展，外汇收入大幅增加，茶叶外汇已经难以吸引决策层的特别关照。2008年，我国茶叶出口创汇6.8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好记录，而同期全国外贸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贸易顺差达2954.7亿美元。在外汇创收的大算盘中，茶叶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蔡军认为，出口政策的放开，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经济政策总体走向开放，是时代背景的产物；另一方面，则与茶叶出口额在国家创汇中的地位下降密切相关。

放开茶叶出口管制，政策制定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不再保护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增强出口动力，促进出口繁荣。然后，事实是，在国家放松监管后，企业出口的意志变得飘忽不定。某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茶叶出口利润微薄，对茶叶企业的吸引力远远小于内贸市场。

茶叶出口单价约在每公斤2美元，相当于14元人民币。然而，每公斤绿茶在国内市场的利润远远超过14元人民币。对于企业而言，国内市场利润率比国际市场具有更大的诱惑力。红茶，面临同样的境遇。

在企业唱主角的时代，中国茶叶出口似乎缺少了正当性，丢失了前进的动力。部分原本长期做外贸的茶企，开始转移阵地，从海外市场退缩，征战国内市场，导致中国茶的国际市场培育更加艰难。

赵大川认为，“中国茶叶要提高国际利润率，卖出国际好价钱，需要强力打造自主品牌，走出原料供应商的困境。可是，依靠中国茶企目前的经济实力，很难有所作为，需要政府大力支持。”

“虽然茶叶产值并不突出，但却是一项富农工程。”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重旺说，“湖南茶业公司2008年创汇3000万美元，直接带动了15.2万户年均增收4000元，解决了2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社会效应显著好于其他外贸行业。”

良好的社会效益，并不是呼唤政府支援的唯一原因。中国茶叶独特的文化内涵，让其承载着国际文化交流大使的职能。

蔡军说，中国茶叶出口再度腾飞，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政府支持是拉动出口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动力。

宿命、契机与出击

1886年，对于中国茶叶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茶叶出口13.4万吨，创下新中国建国前的历史最高记录，然后转入全面衰落，出口量不断下降。在此之前，中国茶叶一直在国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1886年，世界历史正在上演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蒸汽动力已经普及，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正在蓬勃发展，化肥和农业机械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逐渐成为工业文明的一种补充。树种移植、改良、大规模种植和机械化农产品加工，已经是时代的标志。

1886年前后，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中国，也是欧美殖民者的中国。

在这个转折点，中国茶叶陨落了。然而，陨落的，不只是数量，还有更重要的——国际贸易话语权。

一直以来，中国垄断着茶叶国际贸易货源，是唯一的供货方。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虽然垄断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专卖权，大赚垄断利润，但是依然必须听从中国政府的买卖决定。1834年，清朝道光皇帝拒绝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继续签订茶叶贸易合同，英国决定在印度、斯里兰卡等殖民地移植中国茶树。当时的科技进步，为英国人的梦想提供了便利。其后，当21世纪印度和斯里兰卡独立后，英国人又将茶叶种植迁移到肯尼亚，于是形成了现在的国际贸易格局。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林齐模认为，1886年前后，在国际市场，以英国为主的国际资本，实现了对国际茶叶市场的重构。在国内市场，国际资本与国际贸易商联合，通过资本借贷、海关等，操纵着中国茶叶的生产和贸易节奏。另一方面，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的政府支援，远远小于国外茶叶。自此，中国茶叶出口彻底走入了下行通道。

然而，中国茶叶衰落之路，并不孤独。同期，东南亚的特色农产品制造业，也上演着同样的悲剧。这，也许是一种宿命。

显然，这不是一片树叶的独角戏，是一个行业与国际政治版图的较量，也是传统生产方式与国际化大生产的抗争。如今的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潮流。在国际贸易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主宰国际贸易的时代，中国茶叶突围，需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重构，获得国际贸易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竞争对手并不是肯尼亚、印度等产茶大国，而是控制消费市场的流通企业。

话语权的改变，是一项漫长的工程。施云清说，“国际贸易中的红茶，主要是红碎茶，而且口味偏重，这种品饮习惯和口味已经延续了几代人。中国红茶的优势在工夫茶，让已经成熟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适应中国红茶，是非常艰难的。改变消费习惯，需要强化宣传，也需要引进新科技，发扬中国茶的优势，同时适应、影响国外消费者的口味。”

蔡军说，“近年来，我们商会通过参加国际贸易组织，一直在积极谋求更大的话语权。随着中国茶业力量的增强，中国一定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孙宇说，充分挖掘工夫红茶的品质优势，可以考虑推广尼龙袋泡功夫红茶。今年，由于印度、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等国遭遇干旱，国际红茶供应紧张，物美价廉的中国红茶成为进口商的最佳选择，为中国红茶提供了契机。把握机遇，主动出击，中国红茶一定能在国际市场重塑百年前的威风。近年来，乌龙茶出口份额不断增加，也为中国茶叶出口留下了异军突起的机会。（原题为《在历史的困境中崛起－－新中国茶叶出口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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