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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叶的专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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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文明古国,国人饮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元、明、清都实行叶专卖制度,尤以北宋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唐朝后期的叶专卖

  据《唐会要·杂税》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请求行税之法。793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叶征税,史称“初税”。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州县及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还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实行叶专卖制度。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购买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释放赐叶18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二十五万斤,诏许之。…….”

  北宋时期的叶专卖

  根据《宋史·食货志·上》的记载,宋代榷制度,选择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等六地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开始的时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也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场,由官府管理叶的生产和销售,这里的农都必须加入官府的场,不允许叶私下买卖。自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务,“诸州民有,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偿之”。也就是说,农可以将一部分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则必须卖给官府的场;官府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商人在京城用金银钱帛购买叶,由政府发给交引,然后商人拿着引券到官府设置的任一场领。后来, 由于西北战事吃紧,就号召商人们把粮食运送到边境,在那里领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场领取叶。而且,官府对往边境的商还给予粮草价值五倍的叶作为奖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五倍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体规定,承办官员就适当地加一些利,就把商给打发了,剩余的部分就由这些官员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员狼狈为奸地相互勾结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机生意,买卖引。

  与此同时,宋朝的法律还规定:商人向官府交纳的是的价格,领取的叶只能在官府规定的地方销售,不得在其他的州、军销售。商人在运送叶的过程中,还应当依照规定照章缴纳过、往商税。

  由于太宗赵炅雍熙年间战乱频繁,朝廷为筹集粮草,鼓励商人入中(类似于现代的中介组织或者经纪人),于是,一部分商人就加大对官府的贿赂,有的地方把叶的销售权低价卖给商人而从商人那里拿取好处,还有的地方把叶的价格压得很低且又向商多发叶而损公肥私。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使官府蒙受严重的损失。为了改变“商利益博,国用日耗”的状况,早在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赵恒就命盐铁副使林特和李溥等,详审旧制,“召商议论……”

  但林特和李溥等人制定新的法,商们十分不满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赵恒又命翰林学士李迪等人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由此,林特和李溥等人的新法告终。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年)在三司使李谘的主持下废止了“三说法”、在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和边地入中的则各采用“现钱法”。李谘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650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叶亦无积滞之弊”,效果很是明显。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也出现了一些利病,商们更渴望自由经商,有更大的自主权,朝廷的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上书请求开放园户与商人贸易。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转运副使沈立集法利害十卷,“陈通商之利”,富弼、韩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嘉祐四年(1059年)仁宗赵祯下诏户缴纳均摊的叶租后可以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预支本钱,承受官府的低价抑卖。这对农来说多少有了点自由,有利于提高农们的积极性。在这里商人们可以直接向农们收购叶,只是要向当地官府交纳税、通过税等税赋。渐渐地,官府经营的山、场也逐渐地荒芜或者由临近的农们承租了。

  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太师蔡京当权,他提出恢复榷:“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仍旧禁榷官卖,勿复民科。”也就是说,在产的州郡根据需要设置场,告知商、农不得私下进行违法交易。在设有场的地方,农可以租耕,缴折税依照原来的规定,看叶销售距离远近把引分为长引、短引,以方便管理。同时,还明文规定叶的商税在销售地一次性交清,运输途中不得再重复收税和苛留。

  南宋初年继续推行蔡京的法,只是在实践中作了相对性的创新而已。例如:印制了“食小引、兴建榷场,严格管理宋金之间的叶贸易,但后来因向金贩利润丰厚,商们就想方设法贿赂地方官,于是只要商们缴了“翻引钱”和“通货侩息钱”这种特殊的税金就可以到金国倒卖销售叶。

  金以后的叶专卖

  历史上的金国位于我国的北方,史书上有金为实行叶专卖,禁止私贩和限制民间饮而厘定“香罪赏格”,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仍不得卖及馈献”的记载。

  元朝对叶的生产与销售也加以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只是对销售管理的更加严格,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榷马司,以提举事兼理马务。明朝则在秦、洮、河等州设专职机构负责务。清初在陕甘两省设马御史专理其事,只是清末引之制逐渐废止,但是西藏、陕、甘等处引直到1942年国民党政府征收类统税时才彻底废弃。

  叶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经营,虽然历朝历代的做法可能千差万别,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官府对叶垄断经营的本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客观地说,实行叶专卖制度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力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那种没有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相制衡的情况下,人性的贪婪难免会恶性膨胀,最终导致了在叶专卖制度下极度腐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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