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史上茶叶引发的蝴蝶效应

清政府曾认为茶叶是欧美人的经济命脉

1635年，英国的第一艘货船来到广州后，欧洲各国的货船也接踵而来，1637年英国从广州运走了112磅茶叶，中国的茶叶开始陆续进入英国。后来英国人舍不得用钱来买茶叶，开始用鸦片来交换，导致最后中国用茶叶不够换，只能用白银和土地或者不平等的条约。

向军说，他在资料中发现，当时的清政府包括林则徐都有一种幼稚的观点，认为可以用茶叶抵御外族的入侵，他们认为西方人的身体里也许缺乏一种元素，需要靠茶叶来补充，原因是因为他们吃太多牛羊肉，营养成分不够丰富，必须要茶叶、大黄来消化，于是泡制出了茶叶为"制夷之大权"的说法。而当时对那些贪婪的欧美商人来说，"茶叶就是上帝，在他面前其他都可以牺牲。"茶叶确实是当时他们来到中国的重要动力。而茶叶带来的利益在那个时期影响了整个世界，在广州，犹如有成千上万的蝴蝶在震动翅膀，每一次振翅，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连锁反应。

革命先驱者在广州茶楼中的会谈

正月初七中午，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李小姐带着他的男友与家人见面，李小姐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而她的男友是河北人，当他进入茶楼后立刻被眼前的场景所迷惑。茶楼几乎成为了家宴俱乐部，每个桌子前围坐的多为整个家庭，年长者居多，大部分是中年人带着子女与父母在一起吃饭聊天。也有年纪比较大的人坐下来喝茶，读报或者聊天。原本是非常正式的初次见面转化成了一场生动家庭聚会。

大多数外来者在离开广州时总会怀念广州这种温馨气质，向军说这样的场景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真正意义上的茶楼最迟在18世纪中下叶即已诞生，其标志是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成珠楼（清乾隆年间即已开业）.而大名鼎鼎的陶陶居的匾额为康有为所写，广府地区茶楼的大规模涌现，在光绪年间。这"新生事物"是在洋务运动背景之下处于襁褓期的近代工商业的副产品，实质性作用是为工商界人士设置斟酌生意的宽松环境，最初意义类似于现在的商务咖啡馆和商务酒吧，而当时的陶陶居又比较高端，服务对象是高官与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康有为也在其列。"居"就是"隐"即躲起来，粤剧艺人多住在西关，白驹荣、薛觉先常来陶陶居品茗，文化名流亦来此雅集，鲁迅、许广平、巴金、刘海粟就曾是陶陶居的座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