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爱武夷茶的崇安知县陆廷灿

　大凡茶文化爱好者，都阅读过一部清代茶著《续茶经》，其编辑者就是清初在崇安县（1989年改置武夷山市）任过知县的陆廷灿。

　　陆廷灿，字秩昭（有的说是扶照），浙江嘉定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知崇安县，时达六年。陆为官洁身爱民，颇有廉政声名。史载他常“抱琴携鸽”有仙家风度。

　　陆廷灿常自言为茶圣陆羽之后，为“家传旧有经”而自豪。这位富有学识的县令，在知崇安县期间，遍览前人赞颂、载记的武夷茶诗文，因而对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广泛接触当代茶事后，他认为：“《茶经》著自桑苎翁（陆羽之号）迄今已千有余载，不独制作各异，而烹饮回异，即出产之处亦多不同。”这是自然之事，近千年中哪有不变之事。陆羽所在世之唐代时，茶多以蒸青团饼制法，品饮则多要炙、搥、碾、罗，然后煮饮。到陆廷灿清代时，大多已发展为炒青绿茶，武夷山已出现了岩茶（即乌龙茶）。由于制茶方法的大改进，茶品就不同，品茶之法也大有进步，多以冲泡品尝茶之真味为目的。

　　本来就“性嗜茶”的陆廷灿，在“承乏崇安，适系武夷产茶之地”后，他“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同时在“查阅诸书，于武夷之外每多见闻”，但是由于公务繁冗，无法静心审录。六年后，陆知县任满，便借以“多病家居”，才得以闲暇“翻阅旧稿”，并请教他人，终在雍正十二年（1734）将《续茶经》编就，刊印于世。

　　《续茶经》按唐陆羽《茶经》体例，分栏目为：茶之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即茶书目录）、图十个方面，并附有历代“茶法”。清代的《四库全书》收录了此著，并予以很高评价。编者在其“全书总目提要”中写到：“自唐以来阅数百载，凡茶之产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即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一订定补辑，颇切实用。”另则，书中还辑录了一些已经亡佚的古代茶事资料。该书众采博引，内容丰富，不愧为一部研究中国茶业的珍贵文献。

　　该书多处辑了武夷茶事，就此略举几例。如在“一、茶之源”中摘录的《武夷茶考》写到：“苏文忠（苏轼）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此段文字说明，北宋时武夷茶已贡于朝中。又如在“三、茶之造”中，摘录了清王草堂（名复礼）的《茶说》一文写到清初武夷茶采摘、制作、干茶色泽等，这是此后至今的武夷岩茶（即乌龙茶）手工制法的最早记载。时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据此可以肯定乌龙茶“至迟”在此间已经有之。中国茶界也基本公认此文所即乌龙茶制作工艺。

　　此外，书中还摘录了前人评说武夷山虎啸岩语儿泉、天柱三高泉、小桃源等处之泉水“纯远而逸、致韵双发”。

　　书中还摘录了前人载记朱熹在武夷山中植茶、采茶、煮茗、吟茶诗的文赋、诗词。

　　值得一提的是：陆廷灿对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的“建茶（含武夷茶）皆乔木”说法，提出异议。他说：“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此存中（沈括之字）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笔者认为陆廷灿所疑是对的，按古书所言，建州、武夷之“菜茶”原生种均为丛生，即今之灌木也。或许沈括未到建州，或许当时对乔木概念还未确定。其实按科学而言，乔木当是有明显主干，灌木则系丛生，不能单以高矮论定。

　　若要说《续茶经》有所欠缺，则是该书中很少有陆廷灿自己的记叙和论说，所以对当时的茶事缺乏较全面的记载，给后人考证留下一些空白点。另则《续茶经》有的摘录之文句，只有书名或文名没有作者，使今人不知是何人之作。

　　陆廷灿在崇安任知县六年，还与王草堂共同修撰成《武夷山九曲志》，这也是留给武夷山的珍贵遗产。

　　陆廷灿还在县衙后辟有花园一处，勒名“小郁林”和武夷茶诗一首。如今所题园名之石头仍在，为爱茶玩石者所欣赏。其诗云：“桑苎家传旧有经，弹琴喜傍武夷君。轻涛松下烹溪月，含露梅边煮岭云。醒睡功资宵判牍，清神雅助画论文。春雷催出仙岩笋，雀舌龙团取次分。”诗中流露出这位桑苎翁后裔在武夷山品茗赏景，处事作文的优雅从容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