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茶圣之吴觉农
吴觉农，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著作甚丰，所著《茶经述评》是当今研究陆羽《茶经》最权威的著作，被誉为当代“茶圣”。最早论述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和全国性茶叶总公司，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创了茶叶研究所，为发展我国茶叶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吴觉农，原名荣堂，浙江省上虞县人，出身贫民家庭。在上虞县巽水小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1916年毕业。1919年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从青年时起就立志为振兴祖国的农业而奋斗，故更名“觉农”。
他在求学时，即深知我国茶叶历史悠久，是主要出口的农产品之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统治腐败，经济落后，茶叶事业日趋衰退。为学习先进科学，振兴茶业，他于1919年考取了由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公费留学生，赴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学习。
1922年回国，原想在茶业工作上有所作为，但因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动乱，而壮志未酬。他曾在安徽芜湖省立第二农校任教员；办过浙江省的合作事业；经营过上海市的园林场；在家乡上虞集资创办茶场，想搞机械制茶，但因资金不足和缺乏经验而失败。真心使他走上为实现振兴中华茶业理想之路的是他应邹秉文先生（时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的邀请，筹办茶叶出口检验开始的。他认为，对茶叶实行出口检验，虽只是消极地限制次劣茶叶出口，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改进产品质量的办法。此后，他积极从事改进茶叶产制工作，他的活动能力很强，争取到当时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支持，组织和参加了对各省主要产茶区的茶业调查，撰写了《改善华茶之新气运》、《华茶俄销问题》、《华茶销美新展望》等重要文章。他和胡浩川合著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揭露了茶叶对外贸易中洋行和洋庄、茶栈的垄断操纵和派生的通事、茶号、水客的重重剥削；反映了茶农的悲惨处境；还论述了在茶叶运销中所暴露出来的旧中国的腐朽和落后。
为办好茶叶出口检验工作，他多方奔走，协调中央有关机构和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嵊县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在开创初期兼任场长。在他的推动下，湘、鄂、闽、滇、川、黔、粤等省相继成立了茶叶改良试验场（所），对茶叶改进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4～1935年，吴觉农争取到实业部的资助，曾先后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日本、英国和苏联考察，还到了当时被日本侵占的我国台湾省。回来后撰写出版了３份考察报告，大力提倡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1937年我国最大的茶叶口岸——上海沦陷，茶叶生产、收购、销售体系被打乱，把分散在各省农村的数万吨零星茶叶加工成箱茶集中交货已不可能。迫于战争形势，他建议实行“统购统销”，1938年6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颁布了《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根据这个办法，他代表贸易委员会赴产茶省，成立茶叶管理处（局），组织茶叶的生产、收购、加工和运输。
1938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我国提供了不少军用物资，我国则以茶叶作为主要易货商品，但由于谈判不力，拖延不决。后由吴觉农代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谈判，顺利地签订了第一个易货协定。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口岸沦陷或已丧失易货能力，港英当局又不允许当时的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机构——贸易委员会为办理茶叶出口，只好用富华贸易公司的名义，而吴觉农则以贸易委员会专员兼香港富华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组织全国茶叶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对外推销，1938—1939年间，华茶外销跃居我国出口农产品中的第一位。
吴觉农认为，振兴茶业必须造就大量的专业科技人才。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当时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的支持，并向代校长吴南轩作了汇报，征得贸易委员会和中国茶叶公司同意，于1940年拨专款在重庆复旦大学创设了第一个茶业系，他兼任教授和系主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茶叶公司的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可是，吴觉农对抗日胜利则充满信心，时刻不忘为战后的茶叶恢复和发展作准备，他拟订了一套茶树更新计划，为贸易委员会和茶叶总公司接受，并落实了经费在大后方主要茶区进行更新工作。同时，在他的建议下，由他率领一批有茶叶技术专长的青年人离开重庆，1941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麓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研究所，亲任所长，开展了对茶的系统研究。
1945年吴觉农回到上海，在朋友的邀请下，参加并组织兴华制茶公司，任总经理。不到两年，公司费尽心血产制出来的箱茶全被官僚资本集团掠吞，公司无法生存。但吴觉农仍想对茶叶事业有所贡献，便从台湾购得茶机，从小型机制茶厂作试验，1947年在杭州办起之江机械制茶厂，在经营和技术上都取得了不少经验。
吴觉农毕生追求进步，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同胡愈之、郑振锋等七人在《上海商报》发表公开信，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提出了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屠杀提出了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周恩来称赞这一行动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无畏的创举”。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不顾自身安危，在家中掩护了刘鼎、吴先清等共产党人。
“九一八事变”后，吴觉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参加了由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阳翰笙、屈武等人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为团结国民党军政各界上层人士，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他同金仲华等通过“经济团体联谊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等群众团体，宣传大好形势，稳定科技、工商界上层人士，使他们消除顾虑迎接解放。
1949年秋，吴觉农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兼任茶叶公司总经理，很快建立了较完整的茶叶产销体系。迅速签订了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合同，并积极组织茶叶收购工作，推销积存陈茶，配合中央恢复经济，扶持大城市工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利用“压资订机”大力订购茶叶机械，为适应对苏贸易，推行茶叶改制（绿茶改红茶）。同时，联络有关部门组织、建立和扩大茶业教学、科研机构，改进产制运销技术管理，促进了新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
1952年卸任农业部副部长之后，从未放弃过对茶叶生产和科研的关心。50年代后期主动向周恩来总理要求去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工作，虽未能如愿，但已足以体现出他对新中国茶业和茶学的热爱。20多年来，他服从工作需要，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爱国统一战线活动，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政协副秘书长，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后，历任第一、二、三、四届中央常委，1988年改任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为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受到冲击，但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志向始终不渝。粉碎“四人帮”后，他表示，再也坐不住了，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茶叶事业贡献余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觉农已80岁高龄，但仍热心参与茶业考察和学术活动，深入南方重要茶区商讨发展茶叶生产，提高茶叶品质，积极撰写论文，对出口创汇作了宏观管理改革意见的论证，利用各种渠道提议案和建议，其中有不少都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1956年后，他历任中国农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顾问等职，1978年起历任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1989年于北京逝世。
茶树种源研究的带头人
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1919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1923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RBruce）于1826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1978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Angiospermae），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260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100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60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吴觉农从茶种亲缘关系和茶树种内变异类型的演化以及从地质变化，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中心的学说，引起国内外茶学工作者的浓厚兴趣。
继他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茶树原产地的论述，庄晚芳推断云南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四川、贵州、越南、缅甸和泰国北部是原产地的边缘。陈兴瑛等根据实地调查和研究，发现了许多野生茶树，认为其中的巴达大茶树是最古老的，是云南大叶种茶树的原始型，提出云南是茶树的原产地，云南西南部的原始森林地区可能是原产地的中心。日本学者志村桥和桥本实，根据细胞遗传学、植物形态学对茶树方面的研究，认为茶树原产地在中国是有科学依据的。
在茶树原产地研究中，吴觉农除批驳了以勃鲁士为代表的原产于印度的观点外，还批驳了印度尼西亚的科恩斯徒（Cohen Stuart，1919年）主张“大叶种和小叶种分属于两个不同原产地”的“二元论”，美国威廉乌克斯（Willian Ukcrs，1935年）主张“凡是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茶区都是原产地”的“多元论”，以及英国艾登（TEden，1974年）主张茶树原产地既不在中国也不在印度的“源出无名高地”的“折衷论”等多种观点，把原产地的研究引向深入。
《茶经》为唐代陆羽所作，成书已12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书中对茶叶历史、茶树种植、茶叶制造以及煎、煮、饮用、茶效等都有详细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原文比较古涩，不易看懂，有的内容值得商榷，吴觉农花了多年时间钻研《茶经》，于1987年写成《茶经述评》。
《茶经述评》有译注，有评论。译注通俗易懂，评论富有新意，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同时在理论上以科学说明，又以发展的眼光对茶叶研究提出新课题，为进一步研究茶叶提出了方向。
《茶经述评》比《茶经》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如茶树原产地、茶叶的传播，以及种茶、制茶、饮用等，自唐迄今的演变与发展，从经验到理论均作了全面的系统总结。
《茶经》中虽列举了不少唐以前的茶叶史料，但也有遗漏，《茶经述评》对遗漏的重要资料作了补充，并将唐以后历代茶叶专著作了扼要介绍，集茶叶专著之大成。此外，《茶经述评》还补充了“历代茶政沿革”，指出茶政对人民的危害，为研究茶史提供了方便。
《茶经述评》最后提出，当前茶叶研究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茶叶生产现代化。这本专著有科技知识，有历史资料，既评述了陆羽的《茶经》，又兼及其他古农（茶）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巨作。陆定一特地为之作序，他说：“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20世纪的新《茶经》，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说陆羽是‘茶神’，那末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20年代，吴觉农用阶级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发表了《中国的农民问题》（1922年）、《庚子赔款与中国农民》（1924年）、《农民运动的意义与方针》（1927年）等著名论文，其中《中国的农民问题》曾被毛泽东选用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教材。
他以剩余价值理论作指导，大量论述了中国茶叶经济问题，出版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中国茶业问题》两部具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茶学名著，指出：“洋行敲诈茶栈，茶栈压迫茶号，茶号受到双重剥削，又循环转嫁到茶农身上”，“长此以往生产无法发展，技术无法改进，华茶又怎么能不衰落呢？！”为此，他设想在茶叶生产领域，举办茶农生产合作社；在流通领域由国家直接运销国外。在他的推动下，皖、赣两省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管运销；实业部采纳了他的建议，由部牵头，皖、赣、浙、闽、湘、鄂等省联合集资，成立了官商合营的全国性茶叶公司。
1978年吴觉农在研究世界茶市后，亲自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区）茶业资源作考察，主张大力发展红碎茶。他认为，世界茶叶总销售80多万吨，90%以上是红茶，而红茶中98%以上是具有浓、强、鲜的品质特点，和香味很浓的红碎茶，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销路广阔的大宗茶类，而且世界的年销量正以2%的速度增长，发展红碎茶，扩大出口创汇意义重大。据此，他提出在南方建立生产基地。1978年发表《关于发展云南、广西、广东及海南岛等地红碎茶生产的前景》文章，并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出建议；同年，提出《关于由国家贷款扶持公社茶园和筹建茶厂发展红碎茶的建议》，由全国政协转国务院主管部门。同时，在农业部召开的中国农学会和各分科学会上，他作了《跟上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红碎茶》的发言，随即作为建议，由中国农学会转呈中央。他积极撰写了《略谈茶树原产地和外销红碎茶问题》、《发展广西茶叶生产的初步意见》、《关于加快云南茶叶生产的建议》等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战略性建议多被采纳。目前，我国南方已建立了一批优质红碎茶基地，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1982年，他在研究茶叶税利时指出，茶叶税一直沿用50年代初期的高税政策，实行按毛茶山价40%的统一货物税，他认为当时为积累建设资金是必要的。而经营部门亏损，他认为茶叶收购价应逐步提高，税收如果不减免，经营部门将亏损更大，势必影响出口的积极性。他主张采取国外产茶国低税、免税甚至补贴的鼓励办法。借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的机会，提出减免茶税的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已部分采纳实施。
吴觉农一生不仅对茶叶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治学、处事、待人等方面也做出了榜样。
1942年11月30日，他在财政部茶叶研究所工作时曾以“五种工作态度”勉励全体职工，一是“公而忘私”，就是公私分明，不能因私废公；二是“动静兼顾”，就是办事要冷静，工作要主动；三是“即知即行”，就是说做就做，不要怕错；四是“替人着想”，就是对人对事都要为人着想；五是“训练自己”，就是要勤学苦练、锻炼身体、努力上进。这些话语重心长，富于哲理，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有教育意义。
吴觉农公私分明，廉洁奉公。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时，检余的茶叶决不轻意拿走或私用。抗战时期，在贸易委员会和香港富华公司办理茶叶统购统销工作时，对购销价格、仓储费用都一丝不苟，公正地按规定的办法严格执行。这种不要钱，不营私的品德倍受大家称赞。表明他一生切实做到了廉洁自守、清者自清。
吴觉农对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但对他人的困难，却慷慨解囊，常以有限的工资和积蓄，资助青年升学或出国深造或作生活接济。去世前将其位于北京站口之房产，捐献作为筹建中国农学史料馆之用。
吴觉农为振兴祖国茶业，鞠躬尽瘁。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还去民族文化宫观看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展览，发表了他生前最后一次谈话：“我一生当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还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里去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充分体现了老一辈专家对茶叶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1989年10月28日，他与世长辞。他的高尚品德和为我国茶业建立的功勋，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