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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新恩:一壶紫砂 深藏清香却无人不知

来源: 网络 |   查看: 22376次

  藏主小传

  1939年7月,梁新恩在广东梅县出生。1954年他来到广州,两年后参加“援边”工作,在新疆呆了20多年。回到广州,在改革开放的特定环境下走上收藏之路。他的藏品种类十分丰富,主要有紫砂壶、小人书、酒标、毛主席像章四种。至今,梁新恩已举办了8次个人藏品展览,参与近30次集体展览,向大小博物馆捐赠110余件藏品,在报刊发表20多篇具研究文章。2004年初,梁新恩被授予“广东省优秀收藏家”称号。

  藏主与藏品

  收藏时代印记,实为收藏生活乐趣

  如今梁新恩藏品的总体数目已达两万,其中徽章约有12000件,小人书6000册,紫砂壶600把,酒标3000多张。

  梁新恩的收藏,大多曾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红色年代,每个人衣服上都少不了别一枚红彤彤的主席像章;小人书是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小学生唯一的精神食粮;中国全民好,无论南北,好须得好壶泡,闲人商人读书人,人人连上楼也要壶不离手,边摩挲边品,更别说在家中,藏得好壶数把,焚香煮,或开卷有益,或招待上客,好不精神爽利;就连没有多少人会留意的贴在酒瓶上的商标,也曾货真价实地与酒水一起被人们消费,在它成为平面的藏品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酒标也是纪录时代一种美丽而有说服力的形式  人们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变得健忘,旧有的生活方式如潮汐迅速退落,梁新恩却弯腰拾起消失中的时代符号,他收藏刻有时代印记的徽章、小人书和酒标,以此表达对过去温馨记忆的缅怀和挽留。

  与惯于考究细节、从研究藏品时代特征中得到乐趣的收藏家不同,梁新恩似乎更倾向于从审美角度对藏品的价值作出判断,并关注藏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种类众多的藏品中,梁新恩表示最喜欢的是壶,因为文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爱的人多,懂的人也多,请人喝酒,还有可能收回各种推托的借口,然而请人喝,却是逢请必到。由于中国人对文化的熟悉,与人就藏品进行交流,得到最多话题的总是他的具。

  对待藏品,梁新恩从来都是呵护备至,他自制展示板或密封盒,排列好的徽章在展示板上按类别分布;重要的酒标或瓷器保存在密封盒内;所集齐的四大名著小人书,每块硬纸板上固定两本,用玻璃纸封好,整整齐齐在纸箱内叠好。要是觅得一件难得的宝贝,梁新恩还会即兴为藏品题诗,纯属自娱自乐,却都有滋有味。

  收藏之路

  萌芽期 用“公仔纸”赢邮票

  看过梁新恩如烟波浩渺的藏品,很自然地觉得,对藏主本人,收藏或许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性。他对收藏的热爱,正是其执着人生态度的一个侧面。

  梁新恩的收藏意识,从小学开始得到培养。那时同学聚在一起,玩得最多的是集邮,同学之间总是相互比赛,看谁集的邮票最多,谁的最漂亮。同期流行的玩意儿还有“公仔纸”(粤方言称谓,指一种绘有彩色图画的小纸片),几个脑袋凑到一块就是角斗场,把对方的“公仔纸”拍翻身了就算赢,小纸片归胜者所有。还有全是插图的小人书,只要手上有零花钱,梁新恩就会租书来看。这些特定的成长经历,令梁新恩对有图案、起装饰作用的小物品倍感入迷,以至于此后他喜爱的收藏对象,大多呈现强烈的图案感。

  在参与支援边疆工作期间,他的收藏天性初露端倪,上世纪70年代初,以回收金属的名义,政府在全国范围动员人们上交毛主席像章。那时经年积累,他已拥有一百多枚这类红色小徽章,因为不舍得,他偷偷把徽章藏起来,没响应号召。

  飞跃期 在收购站里“淘宝”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无数老日子的好东西被廉价处理,梁新恩敏锐的收藏家触觉开始蠢蠢欲动。然而他正式步入收藏的殿堂完全出于机缘巧合。某天晨运,梁新恩偶入刚刚兴起的“天光墟”“大观园”,又偶然地在地摊上买下几把壶,把玩之下,发现越深究越有大学问,始知地摊乃是藏宝之地,从此他开始经常光顾地摊或藏在深街窄巷的收购站、杂货铺。那时他一个月拿几十元工资,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为了自己日渐增长的淘宝兴致,他节衣缩食,不抽烟不喝酒,把喝早的习惯也改掉,就是为了在地摊流连而有所截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梁新恩的藏品激增时期,因为他搜索的圆弧半径得到极大延展。那时他频频获得出差的机会,到各省开会或考察,在工作以外的私人时间,同去的其他人跑去逛百货公司,他则专门搜寻城市里的地摊和杂货铺。当时内地的商品意识还比较薄弱,在小摊子上,废品淹没了精品,精品以与废品同等的价格出售。他曾以3角一枚的价格,一次性买下四五百枚毛主席像章。因而他出差通常是满载而归,回程路上,别人看他扛着一两箱的战利品,忍不住好奇地问买了些什么,他不好意思说是从地摊上“捡”回来的“破烂”,就含糊地笑着掩饰过去。

  理性期 转变思路,“藏”出名堂

  宝贝带回家中,必不可少要接受梁新恩夫妇无微不至的数重护理:清洗、干燥、分类整理、编排存放顺序、价值研究。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藏品变得日益丰富,梁新恩便有了办展览的念头。然而当真正着手进行展览准备,他便发现自己的藏品是散乱的,看着很多,一以专题分类,便没有多少内容了。

  因此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收藏路子,得出的结论是,要先拟定方向,把个人眼光融入对藏品的取舍中,令藏品能形成专题,随时拿得出手,才算是“藏”出名堂。想通后,他不嫌麻烦地重新整理藏品,理出线索,处理与线索无关的藏品,或者与人交换,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从此按专题进行收藏。这是梁新恩收藏思路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的收藏方向变得明晰,对藏品的选择亦更为理智。如今他拥有约两万件藏品,清点起各类藏品的线索脉络,纲举目张,每个专题下各件藏品,全部一清二楚。

  收藏心得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梁新恩说,收藏壶,万万不能贪广泛。因为一个人藏得再多,也还是远远比不上生产的速度。在盛产紫砂壶的江苏宜兴,单是壶的款式和种类,已不知几千几万种,价格从几元到几万元不等。个人财力再雄厚,也不可能集齐世间所有精品。再说,见一件买一件的策略令自己没了方向和准则,思路零散,收藏自然也成不了气候。

  因而玩具收藏必须要忍得。多到市场看,但要忍住心动,不要一看到好东西即作下买的决定,转到第三次,把行情摸透,如果对当初看上眼的具仍然心仪,则进行分析和筛选,能进一步扩展为专题进行系列收藏的,就决定集中搜索,否则必须舍得放弃。

  故曰收藏要面窄而深挖,如此带着明确目的去淘宝,往往会有被一般收藏者忽略的特别发现。梁新恩说每淘到一件合心意的宝贝,都会兴奋得连续几晚睡不着觉。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但这精挑细选的一瓢甘露,却是比什么都要甜蜜。

  最让梁新恩感到自豪的,是他把菱角、莲藕、荸荠、茨菇、茭笋五种形状的紫砂壶,代表原广州泮塘五种水生植物,组成极具老广州色彩的“五秀飘香”系列。如今他已收藏有二十余个专题系列。

  藏品拾英

  黑底彩狮官壶

  此壶乃梁新恩紫砂壶收藏的“开山鼻祖”。上世纪80年代初,梁新恩从新疆回到广州,某日在中山七路晨运,路过土兴巷,发现那里热闹非凡,人们打着手电在地摊前或蹲或站。这里是广州早期的“天光圩”。梁新恩凑热闹地在地摊上花十元买了五把旧壶。

  回到家中,发现其中一把紫砂壶很罕见地用黑色衬底,壶身漆上神情凶猛的红绿狮子,壶颈又是雪白的。找朋友来看,有人说这不是现代的壶,如是勾起梁新恩要把疑点弄清楚的研究欲望。

  经过多方考证,这个壶肚圆,盖平如碟,嘴如弓箭,银制提梁,壶底有拱形沿唇,壶嘴底口没有网眼,正是典型的清代紫砂壶样式。加上壶身满洲花纹的旁证,此壶的年代必是“清”无疑。而狮子是权力的象征,黑色又含铁面无私之意,众多线索表明,该壶是清朝的官府用壶。

  蝴蝶银壶嘴紫砂壶

  这曾是清代一位商人的宝贝,用了多年,壶嘴摔坏了,却还舍不得扔,用银子重新打造一个蝴蝶状的壶嘴,拼到原来的壶身上去。从壶的外形看,蝴蝶的两边翅膀包住半边壶身,壶嘴下部两边镂空雕成古钱币状,倒时水经钱币部位流转而出,喻财源滚滚。梁新恩在一家古董店内一眼就相中这只壶,然而当时开价是1800元,梁没舍得买。三个月后古董店一带扩马路,店铺商品削价出售,既然有第二次机会,梁新恩便没再放过,把价格从开价的五六百元砍到300多元,这只跟随商人多年的壶,从此便摆到了梁新恩的博古架上。

  藏宝之地

  清香原不要人知

  所谓“大隐隐于市”,梁新恩家在荔湾区一条热闹的主干道上,外面行人络绎,车水马龙,沿街走,觅见一个不起眼的门洞,入内,有几栋半旧楼房,几经曲折,摸上一个临街的门牌号码,才到了梁新恩的家。

  这是一个香之家,门口正对博古架,站在门前,已看到博古架上密不透风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紫砂壶和陶瓷盖碗。在约30平方米的客厅里,紫砂壶举目皆是。最巨型的名为“梅香椿干大型执壶”,通高68厘米,远看如老树桩,壶体上题诗:“闻君家在雪边住,靠近阑干索尽诗。只怕梅花应冷笑,清香原不要人知。”此壶被置于客厅东面窗前,长长的吊兰从房顶垂下,染得一屋绿意阴凉。壶与吊兰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风,把马路的人声车声隔开。梁老便时常坐在壶前的仿古长椅上,冲一壶滚烫的普洱,与朋友把杯谈壶,或自斟自饮,细品味,一面赏玩宝贝。

  宝贝太多,一个博古架自然远远满足不了存放的要求,电视柜“临危受命”,里外领地全被壶占领。其中两个巨型壶,“古树常青”提梁壶和“菊瓣”执壶各占南北一方,南面悬挂一竹篮,内有存放多年的普洱叶,正中墙上是张一帆行书写“具艺术”四字。我们没看到梁老藏品的全貌,事实上他大部分宝贝都藏于深闺,梁老说他家整整三个阁楼,全已“宝满为患”。

  曾有行家开玩笑说梁老的博古架塞得太满,给宝贝享受“垃圾”待遇。梁老说他也希望能做到每件精品都能拥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罩,无奈家中空间有限,只好将就。

  然而蜗居虽小,却是纵横古今,容纳了大千世界。当年做一个毛主席像章的专题展览,广州起义纪念馆足足动用了两层展馆,才刚好穷尽梁新恩的徽章藏品。上世纪90年代初,朋友们都说梁新恩的藏品规模已足可媲美一所小型博物馆,而梁的收藏又数徽章数量最多,故他为自己的藏宝所在地起名“徽珑博物馆”,“徽”即徽章,“珑”之寓意,既指藏宝地之小巧,又呼应徽章的玲珑,梁新恩自封“馆主”。1997年广州朝晖书画社社长余雪芹为其居所题字,这幅字一直贴在正对博古架的房门上方。

  随想录

  不必耗巨资的收藏

  收藏是需要个人投入精力的事业,收藏古董,是一项尤其需要“烧钱”的事业,因而收藏家多数是富翁。这似乎已经成为如今人们对收藏家的看法,事实上,在广州,玩收藏的很多人都是与你我无异的普通人,广州市场繁荣,货源丰富,出售的“古董”当然也龙蛇混杂,故人们在广州玩收藏,喜欢玩的是眼力,是一种大海捞针的搜寻乐趣。

  特别是较早入行的行家,大都在交替中的时代间隙里抓住了机会,像梁新恩,在杂货铺,在地摊,在废品收购站里也发掘出一方新天地,实在难能可贵。故收藏之精髓,不在财力,在乎眼光与心境。

  藏主访谈

  是苦也,是乐也

  收藏乐,收藏也苦,毕竟收藏是一项需要耗费个人大量精力和财力的爱好,在收藏者心目中,这可能称为“事业”会更为合适,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都会对个人的收藏造成影响,那么,梁老认为收藏的“苦”是什么呢?

  记:您认为收藏苦吗?

  梁:当然。玩收藏的“苦”是一种寻觅的苦心。每到一个地方,玩收藏的人第一时间是有意识地寻找古玩城,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在城内梭巡,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合心意的宝贝。但这“苦”也是考眼力的苦中作乐,寻宝一旦有意外收获,买到真正的好东西,拿回来与家人与朋友一起欣赏,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便是苦尽甘来的无上光荣。

  记:在您的收藏生涯中,有没有遇过不顺心的事情?

  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收藏曾一度令我处于骑虎难下之势,因为那时在办展览,少有名气,家里前来拜访的人前脚出后脚进,媒体采访也令我应接不暇,每次都好不折腾,得翻箱倒柜地把东西拿出来让人拍照。

  办展览需要我投入大量精力去整理资料和藏品,外界过度频繁的拜访也令我心力交瘁,我身体不好,烦心事太多就觉得累,一度想过放弃,看有没有人把藏品接管过去算了。那是玩收藏这么久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记:您是如何度过难关的?

  梁:家庭。幸亏有家庭的支持。妻子和儿女都很支持我,妻子参与了清洗、整理和保存藏品的大部分工作;家里藏品占据如此多空间,如果没有家人的宽容,我的藏品可能很难有立足之地;退休之后,儿女也从经济上为我的收藏提供帮助;我每次办展览,全家人都会特别支持地一同出席展览的开幕式。很多人的收藏之路只走到一半,因为缺乏家庭的支持而不得不放弃,我很幸福有一个一直支持我的家庭,令我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收藏逸事

  从“废物”中淘宝

  没有人会想到,梁新恩齐全的四大名著小人书,竟是从废品收购站里“抢救”回来的,但那也完全得益于机缘巧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某日,梁新恩路过一家废品收购站,发现守候在门口的“收买佬”手里捧着一本小人书在看,一时怀念起自己小时候爱读的小人书,梁于是向“收买佬”打听价格,得知给废纸收购价是两角一斤,梁大喜,当即说愿意出三毛钱一斤的价格收购。

  清点之下,发现各样内容的小人书都有,整理出最爱的四大名著,发现不齐,从此梁每周日都到废品收购站买小人书,直到四大名著全部集齐,到最后找到了32个版本的《西游记》,废品收购站原来是金矿。

  全息广州

  不耻言利

  小时候常看一些有名的大鉴赏家的传记,常常是羡慕得不行。有时候也暗想,以后能做个收藏家就好了,坐拥百城,锦轴牙签,那是何等乐事!及至后来才知道,当收藏家实在是不容易,而且,要成为真正的一流的收藏大家,还必须具备“厚于资财”这一条才行。最近读到一篇访谈,受访者说:广州真正称得上收藏大家的,只有某某等三数人,其依据是,这几位老先生从来都是“有入无出”,只买不卖。

  只买不卖,确实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附庸风雅如我辈者,靠着有限的收入与积蓄去捣腾几件小玩意,离成“家”的距离那真是差好远。

  清代名学者洪亮吉曾把藏家分为几类,其中有一类是专门从事买卖的,称“掠贩”;有的则纯乎是厚于资财,务求精本者,称“鉴赏家”;也有的是收藏为了研究,做点学问所用,称“考证家”,以此标准自照,“掠贩”幸而还谈不上,“鉴赏”的名头恐怕是无份了,只好努力点朝“考证”方面做些功夫。但是在市场经济急剧发展的今日,古董的价格已不是我辈所能随意问的,碰上了心头好,买不下来也只有望物兴叹的份儿。

  所以我忽然悟出,洪亮吉所谓的“考订家”,其实是我们这种玩法的一个美其名而已,既不能成为只买不卖的鉴赏家,那就用我们的方法去玩好了。上一代的大家们,也有不少是以藏养藏的,玩出大名堂。如国学大师容庚先生,他的藏品极为丰富,有好多都是通过买卖“赚”回来的,甚至听许多容老的朋友回忆,容老买卖非常精明,所以他才能换回如许的一批宝藏。

  最近一桩轰动收藏界的盛事,是北京大鉴赏家王世襄先生将其部分藏品拍卖,所得竟有六千余万元之巨。其实以老先生九旬之高龄,钱的数目无甚大意义。然而这件事对于改变国人“耻于言利”的固有观念却十分重要。收藏本身是一种投资与增值的过程,而且像王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他对文物的考订、研究,使某件文物本身增加了知名度与价值,再通过拍卖而将这种抽象的价值表现为市场价格,不就是“知识有价”的最好说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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