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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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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僧释皎然的《饮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另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论,说之功效,并煎之法。造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末刘贞亮在《十德》中更指出可以:“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等。可见,早在我国唐代就已经饮有“道”了。

而言道、有道并因入道,这当然要归功于圣陆羽了。陆羽在《经》这部旷世巨著里,首次把饮从生活领域提升到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不但使饮程式化,更使饮艺术化了。他细分十事,详加评说,使道初具规模。饮至宋代已蔚为大观,出现了许多热衷于品茗艺术的文人雅士,如蔡襄、黄儒、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甚至连一些帝王贵胄也加入到人行列,为道推波助澜。如宋徽宗以帝王之尊,就曾亲自碾、煎,并写有一部学专著《大观论》。他们或以语言文字入,或以艺术修养入,或以佛法禅机入,或以自我人格及大自然的真情入,使中国品茗艺术真正从日常煎点提升到精神品饮的境界上来,道过程中那种雅洁、清静、空灵、平和、率真的精神追求也逐步完善,为中国道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道历元而降至明清时,已渐呈衰落之势,如山涧寒泉,给人以冷寂感。明清时的道往往流传于文人雅士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股清流。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改善,道又渐呈发展趋势。我个人以为,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融汇了儒家、道家及佛家精华,成为东方文化艺术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道是文化的核心,是具体的事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人自我完善、自我认识的过程。人通过品饮而悟道,这种过程就称作道。或者简单的讲,品饮者对的觉悟,称作道。由此可见,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修证范畴,是要实修实证的,不仅要在“理”上认知,更要在“事”上修证,而非仅仅停留在认知或研究的层面上。如同参禅一样,研究公案、阅读禅宗史料充其量只能算作文字禅,其实和悟道没有多大关系。

古往今来,谈论道的人很多,从唐陆羽、皎然、封演、卢仝、陆龟蒙、皮日休到宋蔡襄、苏轼、黄庭坚、赵佶及明清时的朱权、许次纾、张岱、张源、陆树声、罗禀、袁枚、冒襄以及近代的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都以其人格及文化修养,不断充实和丰富着道内容。

而禅门历代的高僧大德们和道的渊源就更深了。

禅宗形成于我国隋唐时期,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虽然奉菩提达摩为中土初祖,且直指灵山会上佛陀拈花、付法摩诃迦叶之事,但禅宗实在是佛教和儒家、道家相融合的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趣味的产物,因而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欣赏、推崇,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至晚唐时,全国约八成以上寺院皆为禅寺,出现了无寺不禅、无僧不禅的鼎盛局面。由于坐禅易致昏沉,所以“皆许其饮”,以至于“人自怀挟,到处煮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禅门风兴盛一时。 我国文化诞生于两汉之际,兴盛于唐宋之间,衰落于明清之后,其兴衰期恰好与禅宗发展不谋而合,所以禅门与结缘,实在是诸缘合和的必然结果。1987年4月,陕西法门寺出土了举世瞩目的唐宫具系列,唐僖宗依照唐密曼荼罗坛场仪式,将器和佛骨舍利秘藏在法门寺地宫里,这大概是佛教与结缘的最有力的证据吧。

盛唐时期人称赵州古佛的赵州从谂禅师不仅自己喜欢吃,还经常以“吃去”三字接引学僧,禅语法言流布天下丛林。南宋时浙江余姚径山寺里道盛行,有一套严格的道程式,据说日本道最初就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宋代高僧圆悟克勤大师更是深得中三昧,据说曾手书“禅一味”四字,流传东瀛。这些古代高僧大德们饮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参禅证道。佛教认为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且不发”,成为禅门修道的最好辅助。这些古代的高僧大德们最早将禅平等、真切、精微而又空灵的精神贯注于道中,并对中国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和作用。

邻国日本的情况则值得我们关注。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遣宋留学回国后,将种植于禅寺旁,并著《吃养生记》一书,流传禅林。之后大应国师又将中国寺院饮方式传至日本,禅僧们开始将饮和参禅结合了起来。珠光禅师是后大德寺宗纯一休禅师的法传弟子,他在寺院旁结草庵,并制定规,成为日本道的创始人。珠光禅师说:“道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并最终提出“佛法存于汤”的见地。日本道巨匠千利休在《南方录》中写道:“佛之教即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可谓道出了道的秘密。千利休将珠光禅师的数寄屋道进行改良后大力推广,倡导“和敬清寂”的日本道精神,最终创立了千家流道,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今世界文化产生着深刻影响。

所以提倡文化,提倡道精神一定要将禅的精神融入到事过程中去,禅一味,禅互参,没有对禅的理解和感悟,没有对道精神的追求,没有对事过程的实践,没有对器的爱惜呵护,没有对汤的真切体会,是很难将两者相融合的,也就谈不上道乃至道精神了。所以我个人以为,提倡中国道,除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精神外,一定要将禅“平等”“空灵”的精神融入进去,始终将“雅洁、清静、平和、空灵、率真”的中国道精神贯彻在道实践中,如此,方有道可言。

论道离不开艺。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叶冲泡技艺,虽然只是“技艺”,但也是实践道精神的基础,因为“艺可载道”。离开艺而奢谈道精神容易流入空泛;而没有道精神的事实践活动又容易落入平庸。因此,如何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至关重要。

陈文华先生在《论当前艺表演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指出:目前,关于文化的许多名词术语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混乱的认识,艺界有许多人常常将道、德、艺混为一谈,弄不清道和艺的区别,如有的叫艺馆,有的叫道馆。有的称艺表演,有的称道表演。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加以界定,以求取得统一的认识……早在唐代,陆羽在《经.一之源》中就指出:“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者应是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之人,陆羽已经对饮者提出品德要求,喝已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需要的解渴了。唐末刘贞亮在《十德》中更指出:“利礼仁”,“以表敬意”,“以可雅心”,“以可行道”。可见,早在唐代就已经喝有道了。可以将刘贞亮提出的德视为对诗人皎然在《饮歌.诮崔石使君》诗“三饮便得道”和“孰知道全尔真”句中之“道”和“道”的诠释和充实。由此可见,道应追本溯源至唐代皎然、陆羽时期,当然,它还不如后代如日本道那么明确具体。

先生所言极是,应该将道精神始终关注在艺实践过程中。

说到道精神,不能不再说一说陆羽《径》。有些学者以为,陆羽《经》只重“术”(即煎之方法)而不重“道”(即饮的精神追求),这是很不客观的。我个人以为,陆羽《经》始终是围绕着“道”来谈“术”的,是一部论“道”之作。“道”在哪里?“道”在其中。《论语.八佾第三》: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夫子的回答真是太妙了,这“问”的过程就是“礼”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 四句偈是什幺?古来众说纷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头,值得去参。那么,陆羽在《经》里是否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话头呢?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及皎然《饮歌诮崔石使君》的诗文中早有“道”一词来进行讨论说明。其实“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在哪里?“道”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到事上,“道”就在莒、釜、碗、橐中,所谓“一旗一枪,一饮一啄莫不是道”正是这个道理。所以,陆羽《经》里的“道”已具体物化到诸如莒、釜、碗、橐、散、粗、饼中,已物化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民众“不可须臾离”的之“道”。而且我个人还以为:陆羽《经》里不但有道,也有煎技艺,也有文化,也有人,也有器,也有具等,只要我们细心体味,一切无不具备,《经》之所以成为学著作的一座丰碑,也正因如此。

正因为陆羽《经》是一部论道之作,因此也遭到了后世某些学者的诟病,并对陆羽将著作置于六经之列颇多微辞,在这些人眼里,存在于寻常百姓“开门七件事”之一的“”中的“道”,是不能以“道”称谓的,充其量只能叫做“艺”。如明李维桢《经序》:“而以拟‘经’之故为世诟病,鸿渐品小技,舆六经相提而论,人安得无异议!”圣如陆羽者遭遇尚且如此,后世人所面临的种种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

还是引用陈文华先生《论当前艺表演中的一些问题》的原文作为本文的结束:总之,道精神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灵魂,是指导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应该根据道精神来从事文化活动。一切有悖于道精神的行为,都要加以纠正、克服,使中国文化事业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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