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帮：一种渐行渐远的行走文化

云南到北京，乘飞机只需两个多小时，坐火车不到两天，徒步行走得多久？这个问题，也许城市人一生中都无需面对。10月14日这天，一支来自云南的马帮队伍，徒步赶马进京，用双脚告诉世人：这一路，需要5个半月———或者说，需要168天。

　　15日，北京老舍茶馆，当马帮队伍的总马锅头格达娜和其他5位马锅头身着民族盛装出现时，掌声如潮。有人赞美，这一路再现了当年贡茶进京的盛事、复活了马帮和茶马古道；有人评论，这是一次壮观的行为艺术、是行走文化流动的博物馆。

　　18日，记者来到京城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北京马连道市场，拜访大马帮的成员们。总马锅头格达娜是此行中惟一的女性，今年已经47岁。6年前，她还是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交通局管理下的国营马帮中的一员，她所在的“国家马帮”，40年来一直为西藏与云南交界的独龙江峡谷运送粮食等物资。2000年，贡山通向独龙江的公路全线开通，国营马帮随之解散，那段令人怀念的马帮岁月，被导演郝跃骏定格在纪录片《最后的马帮》中，格达娜也因此为世人知晓。格达娜的出名，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她从队里领到了两匹马，养马、赶马送货仍是她最重要的劳作。不用赶马时，她的活儿也排得很满，这几个月上山找菌子，下几个月上山找矿，有时得翻山越岭20多天。经过近半年长途跋涉，格达娜显得瘦削而憔悴，藏族人深褐色的皮肤，纯真的笑容，让人过目难忘。这是格达娜第一次到北京。这个大都市对格达娜来说，既热情又陌生。赶了一辈子马的她不识字，上厕所，也得有人帮忙指引。但她却要不停地在各种纪念品上，用拙朴的笔迹签上自己的汉语名字，忙得连跟旁人说话的空隙都没有。

　　和格达娜同行的，还有她的儿子利勇和丈夫余正辉。利勇是这次年龄最小的赶马哥，今年19岁。身材高大的他，遇到陌生人问话，红扑扑的脸立刻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在利勇眼里，还是家乡好，因为，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爬山，再说，老家的空气，也比城里好。格达娜的丈夫余正辉在2000年以前，是“国家马帮”的饲养员。在他眼里，马通人性。他一喊，马就会很乖地停下，驮货物较多的马，余正辉会给它“开小灶”。余正辉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复杂，还是伴着与他们相依为命的马，心里才踏实。 5个半月的跋涉，一段在外人看来浪漫如诗的行走，留给每个赶马人的，却是一路的辛苦、艰险，甚至是残酷。行前，马帮成员对这一路艰险，没什么概念。可走过了，才知道，和在家乡赶马完全两个样。每天要不停赶路，不能停留，路途上的危险更是如影随形。

　　施甸马队的马锅头杨清友是全程都走下来的5位赶马人之一，很多人在途中因生病或体力不支，不得不被后勤车拉上一程。 6月27日凌晨，马帮在四川沐川县驻地突遇洪水，马锅头们从睡梦中惊醒，洪水把帐篷和一些随行物品冲得老远，所幸人和马都没有损失。8月底，途经陕西黄陵县附近的公路时，马帮遭遇车祸，54岁的马锅头杨自祥不幸身亡，一匹马被撞死。日前在京举办的马帮文化展开幕仪式上，杨自祥之子上台接受花环，他的脸上还隐约流露出刚刚丧父的痛楚。赶马人每个月的薪酬是800元，马锅头是1000元。有人给他们算过，平均每走一步的酬劳不到一分钱。这样一笔收入，在当地也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挣到。然而，古朴山民一旦答应的事，他们就讲诚信到底。

　　格达娜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一路上格达娜有过很多次后悔，她的大儿子刚结婚，儿媳又怀孕了，老母亲80多岁了等着她照顾。可是她不懂得如何去拒绝，签名签到手软了还得强挂着笑容。近年，凡是和茶马文化沾边的文化产品，似乎都能红火。

　　伴随此番马帮进京，那神秘的茶马古道，和这一段不可思议的坚韧行走，同样引来了舆论热捧。然而，那些关于旧时马帮文化的传说，在今日的这些赶马人心中，却已遥远且模糊。“我之所以赶马，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再继续这种生活了。”杨清友这样说。

　　在《最后的马帮》的导演郝跃骏看来，马帮毕竟是一种比较落后的事物，迟早会逐渐淡出这个社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不过，更多的赶马人更愿意相信“马帮不会消失”。尽管他们确实不愿意自己的后代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但他们依旧觉得，总有交通不便的山区，需要赶马人。据说，这次活动的马匹最后将在北京卖掉。但格达娜还是期望着，与她相依为命的两匹马能被她带回去。“这些马，应该回到属于它们的固有生活环境和文化中。”郝跃骏说。

　　不同的人，对马帮有着不同的解读。但能肯定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组织的进京马帮，已不是当年的马帮，如今的柏油路，也不再是当年的古道。在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会中，即使我们不情愿，马帮这种底层人艰难行走的文化，也终将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