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的角色定位出现历史性变化

　　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生活到“农工商”全面发展“走出国门”，３０年来，中国农民经历了几千年来发展变化最快的“改革开放”洗礼，生存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提速，现在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活跃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农民的角色定位历史性的变化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３０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农业正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农民的收入大幅上升，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１８年前，江苏泰兴市常周乡丁立村农民张建新到无锡第一棉纺厂打工，从农民变为一名工人。１８年来，他换了多个工作，先后当过机修工人、电工、空调维修工，并在无锡成了家，买了房，入了户口，女儿也像无锡城里的小朋友一样上学了。

张建新说：“这１８年过得太快了！当初来打工时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没想到自己也能当上城里人，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如今，在全国各地，像张建新这样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有的像候鸟一样“冬去春来”，有的则在城里安家立业，变成了“新市民”，服务在工商等各行各业。

全国总工会的一份调查表明，目前，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有１亿多人，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工人队伍构成发生历史性变化，农民工已成产业工人的主体。权威调查显示，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户口劳动力已占５７．６％，有些行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已占相当高的比重，如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占５２．６％，加工制造业占６８．２％，建筑业占７９．８％。

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国家也逐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降低进城和就业的门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特别是明确了要推进大中城市户籍改革，为农民的身份转变创造了条件。

中央文件为农民松绑　公共财政为农民保障

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些变化在３０年前几乎是不敢想像的。安徽虽然是一个产粮大省，可许多农民却吃不饱。１９７８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农村改革创造了条件。

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农民身上的束缚开始松绑。此后，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下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支持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变革。改革爆发的生产力不可限量，大部分农民有了生产自主经营权，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了“自由之身”。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蓬勃兴起。当地的劳动力开始由一产向二产和三产转移，农业也由“主业”开始变为“副业”。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市场经济也为社会接受。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找到了出路。四川、河南、安徽等农业大省的广大农民在农忙之余开始走出家门，到珠三角、长三角打工挣钱，形成举世瞩目的“民工潮”。

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民致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多种措施，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给农民各种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农民开始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江苏农民的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水平由３０元提高到５０元。个人１０元不变，其余都由政府承担。“十一五”将超过１０００亿元的江苏省财政资金投向三农。浙江省财政支农资金在“十五”期间年均增长就达到了２１．６％。

已经转移了１６６０多万农民工的江苏省目前还在无锡等地建起了一批供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安居工程”。苏州有７０％以上的农民工住在政府花钱盖的公寓，无锡市投资１０亿元兴建了５２００多个农民工集中居住区，集中居住的农民工达５０％。江苏省对３０００名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７０％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享受了“市民待遇”，７５％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提高。

新世纪之初，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提出建设新农村的２０字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各地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明显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推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推广，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工作加强，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不少地方还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山西省各部门加强协作，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力度。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山西省每年将新转移３０万个农村劳动力列入给全省人民兴办的实事，目前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４４０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４０％。

农民身份变化之路越走越宽

多年来，农民工在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希望和价值的同时，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随着农民工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务工者条件得到改善，生活也越来越好，有的还利用打工时学到的技术，回乡创业，当了老板。

农民工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农民工不仅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还被选举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２９岁的李时梅是温州康奈集团的一名工人，也是温州市鹿城区的人大代表，这个身份使得她能够在当地参政议政。

部分在家“留守”的农民也开始告别了自家“一亩三分田”上的劳作，为农业企业和农业大户打工，经历着从“传统农民”到“职业农民”的角色转变。浙江衢州人朱惠诚，在家乡种了１０余年的地，最近他来到江苏张家港市塘桥镇，成为当地一名“农业工人”。尽管干的依然是他熟悉的农活，但他每月却能领到固定工资。在张家港，像朱惠诚这样的“农业工人”已有２万余名。在全国各地，这样的农业工人也越来越多，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社，土地入股成了股东。

农民身份的变化也有农民经纪人的一份功劳。他们把农民介绍外出务工的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工作。目前，仅山东省农村经纪执业人员就达８７８３４人。这些农村经纪人活跃在城乡间，不仅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做出了贡献，而且进一步活跃了城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