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业经济史略
吕维新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茶的商品化在当时 衣产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学、茶道、茶政、茶文化等开创了历 史先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让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对各种思想、各族文化采 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儒、释、道都比较发达，他们一致赏识茶性高 洁清雅，赞茶为瑞草魁、琼蕊浆，认为品茗有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 操，增添乐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兴宗教，广建寺院，僧侣深居 山林，自然环境优越，广种茶树，名山出名茶。除满足自身供佛、坐 禅、赠施主、待香客外，还投入市场，为寺院积累资金，所以他们为 饮茶习俗的传播与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安禄山反唐，北方遭到严重破 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 得到开发。在垦荒造田的同时，茶树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成为山区主 要的经济作物。
由于安史之乱，人们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肃宗乾元 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对酒课以重税，一斗酒价约三百文， 可买六斤茶，诗人社甫有诗云：“街头酒价常苦贵”，于是嗜酒者转 向饮茶，文人墨客大兴以茶代酒之风，把初唐盛行的酒宴，革新为俭 朴典雅的茶宴、茶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各阶层中广为流 传，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宫廷倡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他们酒池肉林，淫声欢饮。茶自 然成为理想的饮料。宫廷常设茶宴：“又赐饮于曲水，蹈午跼地，欢 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 并以茶赐近巨，中央机关饮茶已很盛行，“御史台三院…兵察常主院 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 茶汤”的诗句。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礼 品中就有湖南贡茶。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系列茶 具，就是僖宗为供奉释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宝。凡此种 种史实，可见茶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了。同时地方官吏也教民种茶，据 《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时韦丹任容州（今广西北流县）刺史“ 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 ”政府从政策上鼓励种茶。
陆羽《茶经》问世，对种茶、采茶、造茶、煮茶、饮茶、品茶、 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 ，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同时我国第三个温暖期出现在隋唐时代 （600一800年），8世纪初，梅树植于长安，751年，长安种的柑橘结 果。有利的气候因素，也促进了茶叶的大发展。
二、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种类
茶叶产区：陆羽《茶经》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 根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 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现在的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 、四川等13个省。云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经》未列入。《 茶经》所列产茶州只有４３个，未能全面反映事实。笔者根据唐代诗 歌、传记等史料，补列杨州、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 ，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 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 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 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虽然诗歌 ，史料中所列的“州”与上述八大产区州的所辖地域范围不同，但足 以说明唐代产茶区域之广阔了。
茶叶产量：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 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 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茶叶种类：根据《茶经六之饮》载有：粗茶、散茶、未茶、饼 茶四种。唐代以生产饼茶为主，粗茶、散茶、未茶极少。粗茶可能是 采摘粗老经简易制作的一种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刘禹锡贬谪助 州（今湖南常德）时所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须斯炒成满室香” 之句，佐证中唐时期即出现了炒青绿茶。末茶是什么茶？较难理解， 因为饼茶也要捣碎碾未才能煮饮。利用水力把饼茶磨碎成为一个品种 是宋代的事。陆羽还把饼茶分成八个等级。
关于采茶的季节，据《茶经三之选》云：“凡采茶，在二月、 三月、四月之间”。唐代提倡采摘细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 能是指气温偏低、季节较晚深山峻岭的野茶。看来只采春茶，不采夏 秋茶。但是根据诗词和传记却有采秋茶的。唐代气温偏高，采摘细嫩 ，有利于茶树保养，少数地方采点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 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 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 。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 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 时。
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所有制茶园或称寺庙茶 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 ，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 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 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 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 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 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 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 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 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 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 。”《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 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 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 ，集体和个体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 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选水和制 造。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 ，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 。”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欢乐地参加劳动，年青人 在蒸茶，老翁在捣茶，妇女在拍茶（装模），月亮出来了，他们还在 制作饼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 他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农，还雇用有技能的帮工， 工资多以饼茶支付。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制茶 作坊的产品普遍商品化，是茶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
随着李唐帝国建国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的消费欲和奢侈欲不 断增长，官工业制度有所发展。皇室宫廷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 也为了实施抑商政策，我国古代的贡茶制度，至唐代更臻完善，而且 沿袭一千多年之久。
唐代的贡茶制度有商种：一种是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专门设 立御用焙茶作坊，如顾渚贡茶院。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当地的州 官也有监督之责，属双重领导性质。一种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 ，每年定额上贡。
代宗大历年间，朝廷择定水陆交通便捷，茶叶品质上乘且产量集 中，地处江苏宜兴与浙江湖州接壤的顾渚茶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 一座官焙茶园。宜兴原产阳羡茶，陆羽推荐为贡品，湖州产紫笋茶， 同列贡品。建宫焙后两地所产的茶统称为紫笋茶。
贡茶院规模宏大，人员众多，职责分明，管理严密。有制茶房屋 三十余间，还建有仓库。采、制茶多达三万余人。唐代官工业劳动者 来源有三：一是奴隶，即选择官奴隶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业从事劳 动，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征调民间有技能者从事无侩徭役劳动。三是 和雇劳动，即政府控制一批专业户，按社会上一般工资水平雇用，名 誉上是两相情愿的工资劳动者，析以称为“和雇匠”。贡茶院召雇的 劳动力即属于这一类。朝廷对和雇匠较重视，为了防上官吏开苛扣他 们的工资，曾三令五申严加防范。
顾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造贡茶院，并于贞元十六年 （801年）建成。当时贡茶，“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而且贡额不 断增加，由几千斤增到一万八千四百斤，并规定第一批新茶要赶上皇 宫“清明宴”，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春茶采制季节，湖 、常两州刺史，要亲临督选。并在顾渚山啄木岑建“境会亭”，共商 修贡事宜和鉴评贡茶品质，官员云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盛况空 前。如制作不精，运送不及时，是要治罪的。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贡不如法”，贡茶制作不精而罢官。
五、唐代农产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产
在唐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性生 产，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茶因为饮用习俗的普及，国内销售 量不断增长，市场活跃，而且远销边疆和海外，所以是商品化生产的 典型。因而种植逐步形成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安徽祁门县：“邑之 编民五干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 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 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四川蒙顶茶区，“竟栽茅以规厚利，不数 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也出现 类似情况。
茶叶种植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代茶商从经营性质可分为官商（即榷茶）和私商。从经营方式可 分为行商和坐商。
行商：即私人茶商从产地采购，按章纳税，从南方运往北方长途 贩卖。通过行商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茶山与市场取得联系。茶叶贸 易也形成了各自的路线和市场。
由于经营茶叶可获厚利，使一批“商贾以起家”，资本累积增多 ，成为富商大贾。经营茶叶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联合起来，勾通官 府，“相为表里”，挺而走险，武装抢劫财物，作为贩运私茶的资本 。晚唐杜牧任湖州刺史时曾上书朝廷云：“凡千万辈，将贩私茶，亦 有已聚徒党……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说 明某些私商求利心切，竞到了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坑害群众的地步。
坐商：唐代的商业性质已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化，城市出现了固 定的市肆，商业不单是贩运而与生产有机结合，并向生产者投资、茶 商在“城市都开店铺”或“煎茶卖之”。井出现了中间商人曰“邸店 ”，即如现在的茶栈，代客堆放、卖茶叶，抽取佣金。还出现了经营 批发的茶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出现了官办或私办的原始金融组织曰 “飞钱”或曰“便换”，大大方便了茶商流通资金金的汇兑。农村出 现了“草市”和“圩市”，犹如当今的集市贸易。杜牧有诗篇描述了 浙江长兴茶山草市的情景。
唐代的广州、闽州、扬州和明州（今宁波）是茶叶对外贸易集散 地，日本、新罗、印度等国都来华贸易，所有这些新鲜事物的涌现， 更加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六、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 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 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 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 、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 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 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 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 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 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 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 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 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 ，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 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 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 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 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 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 。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 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 ，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 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 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 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 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 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 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 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 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 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 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 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 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 ，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 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 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 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 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 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 济繁荣昌盛。
